(佘孟兰)

　　半个世纪过去了，每当人们回忆起已故或健在的中央研究院的前辈们，总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在那艰苦的岁月，在那国难当头，颠沛流离的年代，凭着他们热爱祖国赤诚之心，执着奋进的献身精神，他们为研究所的创立，为植物科学事业发展，奠基铺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此中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足以留芳后世，于艰苦患难之中方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请看漫漫艰辛路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

创业维艰

　　中央研究院创建于1928年，蔡元培先生任院长。研究所成立最早的是地质、物理、气象等所。在动植物研究所成立之前，建有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中植物部由秦仁昌负责，秦不久出国即由蒋英负责。动物部由王家楫负责。1934年7月正式建立动植物研究所，地址在南京成贤街，由王家楫任所长。全所20余人，专任研究员有邓叔群、铙钦止、伍献文、陈世骧。兼任研究员有裴鉴、耿以礼。通信研究员有钱崇澍、钱天鹤、秉志、胡先 。专任副研究员有方炳文。助理员有单人骅、欧世璜、唐世凤、常麟定、朱树屏、胡荣祖、周永曾、吴凯之等。技术员有唐瑞金、杨志逸、徐叔容 。研究生刘建康以及事务员、文书等数人。
　　建所之初，白手起家。中研院虽属中华民国最高科研机关，但一直处于经费拮据，难以为继的境地。以蔡元培这样身份的民国元老也难能为力。因此研究所经费有限，图书文献资料极端匮乏，好在在同一条成贤街上还有一个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物所创办于1926年，是我国第一个初具规模的生物研究机构。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的钱崇澍任植物部主任，胡先骕 任副主任，有裴鉴、方文培等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图书、标本等较为丰富，而钱、裴等教授是中研院动植物所的兼任研究员，工作有他们指导，图书文献向生物所借用。单人骅等为裴鉴的学生，又受业于钱老，两所关系甚为密切。凡高等植物各科的近代科学资料，皆由单人骅打字成卡片，一式2份，一份留所内，另一份送生物所。标本是研究植物必不可少的实验材料和依据。他们互通有无，边采集，边整理，边研究和撰写论文。当时收藏较多的有秦仁昌、蒋英在我国西部所采标本以及本所人员所采大量的华东地区标本。研究所的出版刊物有中研院丛刊Sinensia，一年4期，报道全所包括动植物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植物方面有秦仁昌的蕨类，邓叔群的菌类，铙钦止的藻类，有花植物方面有裴览的马鞭草、毛茛、金粟兰等科，耿以礼的禾本科以及单人骅的伞形科等等。这些植物研究的成果，在当时的国内是各具特色，而且是开创性的。由于Sinensia的对外交流，扩大了在学术界的影响，也换回来许多国内外文献资料。Sinensia的出版一直延续到1949年。

战乱西迁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犯我国领土。开始谁也弄不清战争到底要打多久。日本飞机轰炸南京，厉害时大家不敢住在城里。伍献文、单人骅等逃到城外耿以礼家中躲避，但终究不是办法。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最早西迁。钱老得到卢作孚的支持，用民生公司一条轮船的全部底舱装运生物所的全部图书及大约三分之一的植物标本，连人带物直接运载到四川北碚。卢作孚为一民族资本家，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即以经费资助兴办了一个西部科学院，地址就在北碚。生物所到达北碚后借住于西部科学院内，不久，生物所也盖起了两层楼房及家属居住的平房。动植物所没有这样的机会，中研院当时的总干事朱家骅对各所的搬迁无一定的规划，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动植物所只好与地质所、社会所为伍，三所于1937年9月开始首迁长沙，后到南岳，但广州沦陷以后，南岳不保，于是又由南岳迁到广西阳朔。在阳朔住了将近一年。单人骅等在逃难途中，仍不放过在南岳、阳朔等各地采集标本的机会，做到走一路采一路。但动荡流浪的生活无法开展研究工作。后闻生物所已在四川北碚妥善住下，于是决心奔向北碚。从阳朔至北碚旅途最为艰辛。一般职员及家属先行，标本、图书等后搬。当职员及家属旅居柳州时，日本飞机轰炸最凶，四周皆夷为平地，仅旅店犹存，大家惊呼福大命大，险些沦为弹下鬼。他们在广西与贵州交界处的六寨等了一个月的车方得以继续前行，而此时此刻单人骅的妻子即将分娩，可是单也无法顾及。单与兄弟所的数人共同押运标本和图书。当他们的三辆卡车标本即将到达贵阳时，前面车辆抛锚，二、三十辆车同时停下，就在此时，9架日本飞机盘旋上空，大肆扔掷炸弹，顿时浓烟冲天，贵阳城内一片火海。傍晚，单人骅等进城穿过火巷好不容易找到联系人。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于1939年初才到达了北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