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听了佘孟兰先生的所园发展史报告，想起以前在旧版cnbg网站看到佘先生的文章《记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往昔》。值此所园80周年庆典即将到来之际，将此文贴来让我们研究生学习一下，以期让大家了解开拓者们的创业艰辛和所园发展的沧桑历程；更重要的是学习老一辈科学家们虽历经沧桑变迁仍孜孜以求、不折不挠投身于植物科学研究的精神。

记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往昔

佘孟兰

    半个世纪过去了，每当人们回忆起已故或健在的中央研究院的前辈们，总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在那艰苦的岁月，在那国难当头，颠沛流离的年代，凭着他们热爱祖国赤诚之心，执着奋进的献身精神，他们为研究所的创立，为植物科学事业发展，奠基铺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此中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足以留芳后世，于艰苦患难之中方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请看漫漫艰辛路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

创业维艰

　　中央研究院创建于1928年，蔡元培先生任院长。研究所成立最早的是地质、物理、气象等所。在动植物研究所成立之前，建有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中植物部由秦仁昌负责，秦不久出国即由蒋英负责。动物部由王家楫负责。1934年7月正式建立动植物研究所，地址在南京成贤街，由王家楫任所长。全所20余人，专任研究员有邓叔群、铙钦止、伍献文、陈世骧。兼任研究员有裴鉴、耿以礼。通信研究员有钱崇澍、钱天鹤、秉志、胡先驌 。专任副研究员有方炳文。助理员有单人骅、欧世璜、唐世凤、常麟定、朱树屏、胡荣祖、周永曾、吴凯之等。技术员有唐瑞金、杨志逸、徐叔容。研究生刘建康以及事务员、文书等数人。
　　建所之初，白手起家。中研院虽属中华民国最高科研机关，但一直处于经费拮据，难以为继的境地。以蔡元培这样身份的民国元老也难能为力。因此研究所经费有限，图书文献资料极端匮乏，好在在同一条成贤街上还有一个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物所创办于1926年，是我国第一个初具规模的生物研究机构。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的钱崇澍任植物部主任，胡先骕
任副主任，有裴鉴、方文培等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图书、标本等较为丰富，而钱、裴等教授是中研院动植物所的兼任研究员，工作有他们指导，图书文献向生物所借用。单人骅等为裴鉴的学生，又受业于钱老，两所关系甚为密切。凡高等植物各科的近代科学资料，皆由单人骅打字成卡片，一式2份，一份留所内，另一份送生物所。标本是研究植物必不可少的实验材料和依据。他们互通有无，边采集，边整理，边研究和撰写论文。当时收藏较多的有秦仁昌、蒋英在我国西部所采标本以及本所人员所采大量的华东地区标本。研究所的出版刊物有中研院丛刊Sinensia，一年4期，报道全所包括动植物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植物方面有秦仁昌的蕨类，邓叔群的菌类，铙钦止的藻类，有花植物方面有裴览的马鞭草、毛茛、金粟兰等科，耿以礼的禾本科以及单人骅的伞形科等等。这些植物研究的成果，在当时的国内是各具特色，而且是开创性的。由于Sinensia的对外交流，扩大了在学术界的影响，也换回来许多国内外文献资料。Sinensia的出版一直延续到1949年。

战乱西迁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犯我国领土。开始谁也弄不清战争到底要打多久。日本飞机轰炸南京，厉害时大家不敢住在城里。伍献文、单人骅等逃到城外耿以礼家中躲避，但终究不是办法。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最早西迁。钱老得到卢作孚的支持，用民生公司一条轮船的全部底舱装运生物所的全部图书及大约三分之一的植物标本，连人带物直接运载到四川北碚。卢作孚为一民族资本家，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即以经费资助兴办了一个西部科学院，地址就在北碚。生物所到达北碚后借住于西部科学院内，不久，生物所也盖起了两层楼房及家属居住的平房。动植物所没有这样的机会，中研院当时的总干事朱家骅对各所的搬迁无一定的规划，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动植物所只好与地质所、社会所为伍，三所于1937年9月开始首迁长沙，后到南岳，但广州沦陷以后，南岳不保，于是又由南岳迁到广西阳朔。在阳朔住了将近一年。单人骅等在逃难途中，仍不放过在南岳、阳朔等各地采集标本的机会，做到走一路采一路。但动荡流浪的生活无法开展研究工作。后闻生物所已在四川北碚妥善住下，于是决心奔向北碚。从阳朔至北碚旅途最为艰辛。一般职员及家属先行，标本、图书等后搬。当职员及家属旅居柳州时，日本飞机轰炸最凶，四周皆夷为平地，仅旅店犹存，大家惊呼福大命大，险些沦为弹下鬼。他们在广西与贵州交界处的六寨等了一个月的车方得以继续前行，而此时此刻单人骅的妻子即将分娩，可是单也无法顾及。单与兄弟所的数人共同押运标本和图书。当他们的三辆卡车标本即将到达贵阳时，前面车辆抛锚，二、三十辆车同时停下，就在此时，9架日本飞机盘旋上空，大肆扔掷炸弹，顿时浓烟冲天，贵阳城内一片火海。傍晚，单人骅等进城穿过火巷好不容易找到联系人。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于1939年初才到达了北碚。

嘉陵苦度

    到达北碚以后，同样也借了西部科学院的房屋暂住，后来自己也盖了四间平房作为办公室，家属则向老百姓家租用。生物研究所因为去得较早，物价还比较低廉。像钱老、裴鉴、杨衔晋、孙雄才等教授，每家花了几百元也都盖起了住房。秉志留上海未去北碚，王家楫的家眷也一直在上海，他在北碚过着单身生活。
　　北碚位于嘉陵江畔，风景绮丽，小镇平整而雅致。抗日战争时期是一文化城。学者云集，盛极一时。除众多的科研单位外，更有国立编译馆以及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国立药专等许多高等院校，都座落在嘉陵江两岸。学人来来往往，互相兼课，兼工作，团结互助，共度国难，其友好气氛盛况空前。由于物价高涨，即使像裴鉴月薪400多元的教授，数口之家也难以维持。除了节衣缩食外，自种菜地，脚穿草鞋，挑水担粪，孩子没有奶吃，则自己养羊取奶，自制煤球。裴鉴捏起煤球来“左右开弓”，号称煤球大王。每当空袭警报发出，只见他箩框里一头一个孩子，挑着进防空洞，生活如此清贫，而研究所的设备也简陋之极。全所拥有一台显微镜，一架打字机，木箱既是标本橱同时又权作工作台。然而仅管条件如此之差，可是他们从事科研的劲头并不减当年。川西、贵州以至当时的西康省境内都遍布他们调查采集标本的足迹。学术刊物Sinensia照样向国外发行。在精神上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相反，他们坚信帝国主义一定要灭亡，曙光在前，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动植物分所独立

　　科研工作的积累和人才培养成长，为动植物分所准备了条件。由中研院评议会作出决定，于1944年4月分别成立了植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从原来北碚惠宇迁至金刚碑。除原班植物科研人员处，裴鉴不再是兼任，他辞去生物所工作到植物所专任研究员，刘玉壶也从生物所转到了植物所。罗宗洛从浙江大学来到植物所，同时还增加了许多新人如吴印禅、崔澄、柳大绰、陈贤桢等。所长罗宗洛，下分三个研究室：植物生理室由罗兼主任，成员有黄宗甄、沈善炯、倪晋山、金成忠等；藻类室饶钦止为主任，成员有黎尚谊、万绍韩、黎功德等；高等植物分类室由裴鉴任主任，成员有单人骅、刘玉壶、柳大绰等。
　　动植物所分所是件大喜事，两所在成立之日，全体饮酒高歌，大大地庆祝一番。两所患难与共，情同手足，即使在分所以后，研究人员来往仍旧非常密切。星期天常在一块下围棋。过年过节两所免不了互相宴请。罗宗洛、裴鉴、王家楫、饶钦止、伍献文、柳大绰等个个海量，端了大玻璃杯畅饮澄江黄酒，与其说借酒消愁不如说是重振雄风互勉再战。
　　植物所成立之后，先后派出欧世璜、单人骅赴美深造。

光复迁沪

　　1945年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真是大快人心。中研院安排植物所迁回上海，接管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地址在岳阳路320号。当年裴鉴乘飞机先行，负责接管事宜。日本人收藏的图书及植物标本不少，一清查才知道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动植物所1937年西迁时留在南京成贤街所内的，据说被日本军部派人将其搬去上海的，好在这批标本又原壁归赵了。
　　北碚的标本及图书等由刘玉壶和陈贤桢负责搬运。几只木船沿嘉陵江而下，行至重庆黄桷坪正在将标本转移到大船上时，一只木船翻了，他们捞起标本和图书到重庆师范学去翻晒。恰在此时，负责中研院各所搬迁交通事宜的饶钦止也出事故了，他的小木船脱钩被急流冲走，夜色朦胧中寻不见小船影子，都以为沉没了，到了次晨才在重庆望龙门找到，险些丧命。
　　到上海安顿下来后，除原有人员外，另有所增加。邓叔群在抗战期间曾去甘肃天水从事林业工作，胜利后回到原所。同时罗宗洛所长又新聘请了一批科研人员，有研究员李先闻、段续川、魏景超、王伏雄，助理员何天相、李正理、夏镇澳、喻诚鸣、鲍文奎等。全所25人分7个室组，即植物生理室，罗所长兼主任，高等植物分类室主任裴鉴，藻类室主任饶钦止，菌类室邓叔群任主任，还有植物病理组由魏景超、李正理负责，细胞遗传组由李先闻负责，形态解剖组由王伏雄负责。复员之初，罗宗洛曾受命接管台湾大学并任校长，但时间不长，辞去校长职务又返沪回到植物所，在罗离沪期间，由裴鉴代理所长。

重返古都